从我读书识字开始，我与爸爸在言行上就有了矛盾，思想观念上也有了隔阂。这种后来才知道叫“逆反心理”的心态，直到78年我上了大学，才渐渐消除。
不过，直到今天这种从小就滋长的某些“反叛”心理，还不时的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反思当时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心理，归根结底就是爸爸相互矛盾的言行。
爸爸属于那种被张贤亮先生称之为“忠诚热忱有余，独立思考能力却较差，组织性纪律性非常强，个人权利和民主意识却较薄弱”型的工农干部。因为文化水平低，他在生活和工作中确实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所以也常常教育我们要珍惜光阴，好好学习。以此推理，他在实际生活中应该是十分支持我们读书学习的。然而，从我懂事起，父亲在我的印象中更多的却是干涉和禁止我们读书。
我学不逢时，上小学时正赶上“大革文化命”，正是如饥似渴的学龄期，求知欲正旺的我只好到处寻找能够找到的书籍看，然而爸爸见后更是大惊，认为小小年龄就看那些“黄色书籍”，自然要深受毒害，将来不成了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了。因为当时将所有“文革”前出版的书籍都定性为“黄色书籍”。为此爸爸禁止我再看那些书籍，这样一来，我要想看书就只能从公开转入地下，那情形就像一些电影里描写青年学生看禁书那样。爸爸，其实不仅仅是爸爸，还包括学校里一些教师都成了正统教育的卫道士。当时，甚至到现在谁也不会怀疑他们当初的行为是居心不善，只不过由于学校甚至整个社会里确实找不到一个能够静心学习的环境和氛围，加上好奇心和逆反心理促使我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阅读所有能够找到的书籍中去，因为是“偷”看，所以根本谈不上读书，其实是囫囵吞枣似的、似懂非懂、一目十行的扫描。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爸爸也发现我偷看“黄色书籍”的一些蛛丝马迹，因此在批评我的话语里也渐渐多了些什么：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思想不端正，剥削阶级思想严重，好吃懒做会变修等等大帽子。为此，我与他在思想上的分歧和言行上的对抗，也日渐多了起来。有时变成越是他让做的，我就越是消极去做，越不让做的，我却积极去做，产生了严重的“逆反心理”。尤其不想听的是说我不爱劳动，那确实太冤枉我了，若将我高中阶段二年时间里参加的各种各样的劳动加起来，与我插队二年参加劳动的时间可以说不相上下。应该说明的是，我插队时，每年在队里都要挣近三百个工的。对本属学习的黄金时间，却大部分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去，本属于学龄期，却学不到文化知识的异常现象，爸爸可从来没有发表过怀疑的意见，甚至还津津乐道，全力支持。对此我更是十分反感。现在想想，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不幸，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悲哀。虽然在家有爸爸的干涉，学校有教师的监视，但好奇心加上逆反心理，使我从没有中断看书报。常常是夜深人静时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中午利用别人午休时在阅览室里看报，我把阅读当作补充文化知识以丰富自己贫乏头脑的唯一途径。这种行为的结果使我能在恢复高考之后，以历史、地理、政治三科较高的考分，拉平了其它科目的低分，从而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准入者。我一直在想，爸爸的言行是受到他所经历的那个社会环境所局限的，他的思想也必然受到培养他成长的环境及各种外界条件所制约和影响。作为坚定的革命者，他对当时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在工作单位还是在家庭里都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其实他也是这种错误路线的牺牲者。
今天我们是否应该肯定：不正常的社会环境里所产生的某些逆反心理，可能存在着更多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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